然而，却有相当多的人热衷于通过言行来揣测人的理想信念、世界观。一个官员堕落了，剖析其堕落轨迹时，有人说他“放松了世界观改造”，言外之意似乎该人堕落之前满脑瓜子剥削阶级世界观，属于“性本恶”的类型；又有人说他是“理想信念动摇”，言外之意似乎该人堕落之前理想信念坚定而又崇高，属于“性本善”的类型；有时这两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又放在一个人身上，说得我等这些爱钻牛角尖的书呆子一头雾水。最近，有人居然还发明了官员堕落事出“偶然”的怪论。据他说，从某些贪官的“成长经历来看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，他们都是比较好的或很好的干部。但是一个偶然的权力观动摇，一个偶然的思想罅隙，一个偶然人物的出现，一个偶然的场合乃至偶然送上的一份钱物，他们的心理防线就被冲破，就开始下滑，直至无可挽救”。这种论调居然出自一位以研究制度反腐而闻名的学者之口，令人好不糊涂：阁下如何知道他们原来的表现不是伪装的呢？

　　恩格斯说：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，所以问题永远只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（《马恩选集》第三卷第140页）。如果经常看看“赵大叔”主持的“动物世界”，我们便可以领悟到：和其他灵长类动物一样，人一生下来，既不会是纯粹的“善”，也不可能是纯粹的“恶”，而是既有“善”的一面，也有“恶”的一面；在其一生中究竟为善为恶，则取决于后天的教育与社会环境的影响——这也是人与动物的不同之处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、人生观，坚定崇高的理想信念，对于砥砺一个人的高尚情操固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；但是，当外部条件适宜时，人的“恶”也随时有可能恶性膨胀起来。因此在加强对人的政治思想教育的同时，从制度上堵塞人为恶的漏洞，才是万全之策。韩非子认为，一块烧得通红的金子，即使有一百斤重，大盗也不会伸手来抢（“烁金百镒，盗跖不掇”）。

　　美国第三任总统、独立宣言起草人之一杰斐逊说：“自由政府乃是建立在慎防或忌妒而非信任基础之上的，正是根据慎防或忌妒而非根据信任才规定了限权宪法，以约束那些我们当授予其以权力的人……因此，我们的宪法确立了我们的信任可能所及的限度。就权力问题而言，希望不要再让我们听见所谓的对人的信任的言论，而是用宪法的种种限制措施去约束被授权之人，防止他们给我们带来伤害。”仅仅根据一个人一时的言行和宣言，就认定一个人的思想和世界观，这也许是我们在制度设计上出现诸多失误的原因之一。